他说的第一种蠹，是那些儒士。不是说所有读书人都这样，他说的是那批嘴上仁义道德，手里啥也不干，只会引经据典，扰乱法纪的家伙。原文里，他说“夫儒者以文乱法”。这句话，多TM直接！就是说你丫念两句诗、背几个段子，就把国家定好的规矩给搅和了。他们好古非今，总觉得老祖宗那套才灵，对着现实指指点点，要求这不许那不许，却提不出啥解决问题的招儿。翻译过来？就是那帮只会空谈理论、不接地气、碍手碍脚的所谓“清高人士”或者“评论家”。他们活在自己象牙塔里，对人间疾苦可能瞧不上眼，对实际运作一窍不通，但特爱评价，特爱设限，让你想干点儿实事都觉得绑手绑脚。你说，这种人烦不烦？光会念经，能念出粮食还是念出兵马？屁都念不出来！
第二种蠹，是那些搞游说的，言语巧辩的家伙。韩非骂他们“游说者以术广辩”。这帮人，一张嘴能把活的说死，死的说活。他们没有固定的立场，谁给钱、谁给好处，就去给谁卖命，到处煽风点火，挑拨离间，全凭一张嘴忽悠。他们的本事不在治国理政，而在玩弄权术、拉帮结派、制造舆论陷阱。翻译过来？不就是那些颠倒黑白、煽动情绪的骗子、说客、或者那些为了流量和眼球不惜胡说八道的人吗？他们的话听起来好像头头是道，金句频出，但仔细一琢磨，空心儿的，没一句真心实意为大局考虑的。这种人多了，信任体系就垮了，大家不知道该信谁，国家政令也推行不下去。听他们说话，简直是浪费生命。
第三种蠹，是带剑的。原文是“带剑者以武犯禁”。这个好懂，翻译就是那些手里有家伙（不一定是真刀真枪，也可能是背景、权力），不遵守法律，喜欢靠武力或者威势解决问题的。他们是社会秩序的破坏者，是法治的敌人。黑社会、地方恶霸、仗势欺人的官僚子弟...都算。他们不信法律，信自己的拳头硬，信自己的后台硬。普通人遇到这种“带剑”的，除了躲着走，好像也没啥别的办法。这种人的存在，让老百姓没有安全感，让法律成为一纸空文。一个国家，如果“带剑”的横行，那还有什么公平正义可言？
第四种蠹，是工商。韩非那会儿，重农抑商是主流。他骂的商贾是“以察奸取利”，意思是他们不从事生产，专靠囤积居奇、低买高卖、钻营漏洞来牟利，甚至搞投机倒把。工技呢，原文是“以雕文刻镂”，意思是那些手工艺人，不去制造实用的农具、兵器，而是去做那些华而不实、供人享乐的玩意儿。韩非认为这帮人不生产粮食，不贡献兵力，却消耗国家的资源，是寄生虫。翻译过来？就是那些炒作概念、制造金融泡沫、搞天价商品、偷税漏税、制造假冒伪劣产品的奸商，还有那些只会搞些浮夸表演、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所谓“创新”。他们把钱都赚走了，但对国家和民众的真正福祉没有贡献，甚至有害。现代社会，商业当然是经济的血液，但韩非痛恨的是那种极致利己、损害社会利益的商业行为。那种“察奸取利”的精明，不是褒义词，是赤裸裸的指责。
最后一种蠹，也是最扎心的，是患御。原文是“患御者以高官急禄”。这词儿有点儿费解，“患”指钻营、攀附，“御”指驾驭、身居高位。意思就是那些通过不正当手段（比如巴结、送礼、站队）爬上高位，只图高官厚禄，却没什么真本事的人。他们不是靠能力和政绩上去的，是靠“患”上去的。他们屁股坐在那个位置上，不为国家负责，不为百姓办事，只琢磨怎么保住自己的位子，怎么捞更多的油水。翻译过来？就是那些尸位素餐、溜须拍马、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的“蛀虫”官员。他们是国家机器里的砂子，甚至病毒，让整个机器运转不畅甚至停摆。而且因为他们身居要职，破坏力比前几种蠹更大。他们可能看起来光鲜亮丽，但背后都是蝇营狗苟，对社会的伤害是釜底抽薪式的。
韩非把这五种人叫做“五蠹”，国家的蛀虫。他说他们“皆生於力农者”，意思就是这帮玩意儿全都是寄生在真正干活儿、创造价值的农民身上的。他觉得国家要强大，就得把这五蠹都清除干净，让大家一心一意去种地、去打仗。这思路极端吗？当然极端！简单粗暴，不近人情。但回头看看他骂的这五类人，是不是总有那么些影子，在历史的长河里，在现实的角落里，晃来晃去？有时候你看到某些现象，听到某些话，甚至亲身经历某些事，心里咯噔一下：哟，这不就是韩非几千年前骂过的那个“蠹”吗？
他那篇五蠹，其实没有太多优美的辞藻，就是直愣愣地指责。他看得透彻，也恨得牙痒痒。他认为这些五蠹的存在，消耗了国家的资源，扰乱了社会的秩序，让人民不务正业，最终导致国家贫弱。他开出的药方很苦，甚至有毒，比如限制商业、压制言论、严刑峻法。但你不能否认，他对问题本身的诊断，有着令人不安的准确性。那些“以文乱法”的空谈者，“以术广辩”的游说者，“以武犯禁”的暴力者，“以察奸取利”的投机者，“以高官急禄”的钻营者，唉，想想看，是不是总能对上号？有时候读完，心里不是佩服，是有点儿堵得慌，觉得这老头儿看见的那些丑恶，怎么就这么有生命力呢？像野草一样，割了一茬又一茬。你说，这是不是挺无奈的？他骂得狠，是因为他急，他怕国家烂掉。他的办法可能我们今天不认同，但他指出的那些病灶，唉，真是让人脊背发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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