说真的，你有多久没好好想过这个问题了？
可能是在某个周一的早上，阳光刺得你睁不开眼，你站在操场上，看着那面红旗慢悠悠地往上爬，嘴里跟着哼哼，脑子里却想着待会儿的数学测验。也可能，是奥运赛场上，我们的运动员咬着金牌，眼泪在眶里打转，那熟悉的旋律一响，你隔着屏幕都觉得热血沸腾，一股劲儿直冲天灵盖。
我们都会唱，我们都熟悉。但，“国歌的名字叫什么？”——这个问题，就像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。
你脱口而出：“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啊！这谁不知道？”
对，没错。但这个名字，只是一个结果，一个终点。它的起点，它的魂，藏在一个更滚烫、更生猛、甚至带着血腥味的名字里。
它，最初的名字，其实是一首诗，一首写在香烟包装纸背后的，绝命诗。
让我们把时间倒回到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。那不是今天你看到的魔都，没有东方明珠，没有霓虹闪烁。那时的上海，是孤岛，是火药桶，是无数人心中的炼狱和天堂。空气里，飘着硝烟、靡靡之音和廉价香水的味道。
就在那样的上海，有一个人，叫田汉。
他是个文人，搞戏剧的，写剧本。但他骨子里，是个战士。眼看着国土沦丧，山河破碎，他心里那团火，烧得比谁都旺。结果呢？因为宣传抗日，他被抓进了监狱。
想象一下那个场景：阴暗、潮湿的牢房，四面是冰冷的墙。没有纸，没有笔。但一个人的思想，是关不住的。他满脑子都是正在构思的电影剧本——《风云儿女》，一个关于知识分子奔赴抗日战场的故事。
电影需要一首主题曲。一首能点燃所有人心头火焰的歌。
怎么办？
据说，他就在一张香烟的包装纸上，用最潦草、最急促的笔迹，写下了这几行字：
起来！不愿做奴隶的人们！把我们的血肉，筑成我们新的长城！
这哪是歌词？这分明是呐喊，是咆哮，是一个被逼到绝境的民族，发出的最后吼声。每一个字，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，带着血，带着土，带着不屈的犟劲儿。
这，就是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雏形。它不是在窗明几净的书斋里写成的，它诞生于囹圄，诞生于绝望，也因此，它天生就带着一股子挣脱一切的生命力。
词有了，曲呢？
接力棒，交到了另一个人手上。一个天才，一个英年早逝的天才——聂耳。
聂耳拿到这份歌词时，激动得不行。他仿佛能看到田汉在狱中那双燃烧的眼睛。他把自己关在亭子间的阁楼里，这个年轻的音乐家，用他短暂生命里所有的激情和才华，为这首“绝命诗”谱上了灵魂。
那旋律，不是那种轻飘飘的、岁月静好的咏叹调，它更像是一把淬了火的刺刀，短促、锋利，带着一股子不容置疑的、往前冲的劲儿，每个音符都像是在你的胸口擂鼓。
咚！咚！咚！
它没有给你任何犹豫的时间，第一句就是命令，是动员令——“起来！”
然后呢？“把我们的血肉，筑成我们新的长城！”老实说，我小时候唱到这句，没觉得有什么。长大了，再咂摸这句话，才觉得后背发凉。那是一种多么惨烈的决心啊！长城是什么？是防御。用什么筑？不是砖石，是血，是肉。是拿命去填，拿命去挡。
这首歌，从诞生那一刻起，就不是用来欣赏的。它是用来战斗的。
后来，《风云儿女》上映，这首歌像野火一样，烧遍了整个中国。在课堂上，在街头，在奔赴前线的队伍里，无数的中国人在唱。他们可能不知道田汉，不知道聂耳，但他们能听懂这首歌里的每一个字，每一个音符。
这首歌，给了当时快要跪下去的中国人，一根笔直的脊梁骨。
可惜的是，聂耳，这位天才的作曲家，在日本溺水身亡，年仅23岁。他没能看到自己的作品，成为一个新中国的国歌。他把生命最华彩的乐章，永远留在了这首进行曲里。
时间快进到今天。
我们为什么还需要这首歌？战争早已远去，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的、强大的国家。
我想起2008年北京奥运会，刘翔因伤退赛。全场几万名观众，在经历了震惊、错愕、惋惜之后，自发地、此起彼伏地唱起了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。那一刻，没有抱怨，没有指责。那歌声，是一种理解，一种支撑，一种“没关系，我们还在”的集体意志。
我才突然明白，这首歌，已经超越了它最初“抗日救亡”的背景。
它成了一个精神图腾。
当我们需要力量的时候，唱它。 当我们感到骄傲的时候，唱它。 当我们迷茫无助，却依然想挺直腰杆的时候，我们依然会唱它。
它就像一个时间胶囊，把那个年代最宝贵的东西——那种“知其不可为而为之”的勇毅，那种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的担当，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下来，传递给我们每一个人。
所以，下一次，当国歌奏响，当那面五星红旗升起时，你可以试着不仅仅是“唱”它。
你去“听”它。
听那短促有力的节奏，是不是像冲锋的鼓点？你去“想”它。想那个在监狱里点燃香烟，在包装纸上奋笔疾书的身影；想那个在阁楼里，把生命谱成战歌的年轻人。
然后，你再开口唱。
你会发现，你唱出的，不再是几个干巴巴的音符。那是历史的回响，是英雄的遗志，是你我血脉里，那股永远不会冷却的，滚烫的东西。
国歌的名字叫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。
但这，远远不是它全部的故事。它的真名，刻在历史的骨血里，也应该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。它是一声呐喊，一场冲锋，一个民族永不屈服的誓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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